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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正在吃早餐，电话响了，是护士长埃德温娜。她说：“您的病人，那个中国男孩，他突然发疯了，情况很不好，您能马上来医院吗？”

我立刻意识到李出事了，我的心沉了下去。埃德温娜说，李早上按时起床，然而半个小时前，他突然跳下床，在走廊里乱走，从一间病房闯到另一间，胡乱说谁也听不懂的中国话，并且手舞足蹈。“当我们想把他带回去的时候，他又踢又打，谁的话也不听，拼命要把头往墙上撞。”她说道。

我告诉她，我二十分钟后就到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出门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李已经被护士们制服，捆上了束缚带，送回病房。我看到他躺在床上，微弱地挣扎着，手和脚都被勒住了，那是他最害怕的“上绳”。护士小姐早已习惯用这种方式对付不听话的病人。我仔细地看李，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瞳孔却缩得只有针尖大小，他仿佛没看见我，不停地呓语，断断续续，听不清楚。

“值班的布朗医生让我们打了一针镇静剂，”埃德温娜说，“他会安静下来。”

束缚、镇静剂，这些都是常用的处理方式，问题是，李怎么会突然狂躁，那些症状是很像在发疯甚至自残，但更像兴奋剂、□□之类的药物作用。

一瞬间我想起了诺尔顿在餐厅里说的话：“我上午才拿到那东西。”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忽略了这句话。可是我怎么能忽略，对方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恶棍，我居然在听到了他们的密谋之后离开李回家去了。我该守着他的。

我让护士给李作一次抽血，送到化验室，他刚打了镇静剂，很难说能否得到有用的结论，但总得试一试。

清晨五点半到六点是护士们交班的时间，也是病人们的起床时间，这时候每间病房里都人来人往，进进出出，各忙各的。我询问了几个护士，她们都没注意到有谁接近过李。晚间的护士交了班，这时都走了，刚换班的护士们则什么也不知道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两天来都在害怕，怕见他父亲，大概今天早上终于崩溃了。”德拉说，这恐怕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

“诺尔顿医生来过吗？”我问道，她们毫无印象。

我没有任何证据，尽管心里已经认定诺尔顿做了手脚，我停车时看到了他的车，他早就到了医院。我查了一下出勤记录，诺尔顿昨晚根本没回去。

李很快就陷入了昏睡状态，我让护士们解开束缚带，使他睡得舒服些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

九点钟的时候，李的父亲来到了医院。他是个高个子，尽管已届中年，仍然看上去面目英俊，但是显得心事重重。克莱娜陪在他身边，穿着宝蓝色的套装，一副女秘书的派头。

李的父亲和我握了手以后，就要求见他的儿子，他说：“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。我想先看看他。”我不得不对他说，李现在不能接受探视，他的精神状态还不允许。

克莱娜站在那里不说话，表情十分端庄，可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得意。

我把李先生请到了办公室里，把克莱娜请了出去，然后关上门，把李的遭遇向他叙述了一遍。我本来希望李亲口向他父亲说出这一切，但现在只有我来说了，效果会差很多，可没有其他办法。

他坐在我对面听着，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惊异或愤怒，但我还是看出，他的怒气在上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