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帝国危机 (第6/10页)

    东汉末年的中国，就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。时天下大乱，三国混战至晋。乱世之下，统治中国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，开始逐渐失去魅力。同时，长期的战乱，加上瘟疫，如建安二十二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，上层人士建安七子都挂了5个差点遭受团灭，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”（曹植），医学专家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也不过就如当今的专家一样让你多吃几板儿莲花清瘟，东汉末年人口直接减少了百分之六七十。太轻易的生离死别、妻离子散，让魏晋时代的人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。

    自然状态下，人的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，而生命的宽度却是可以拓展的，怎么拓展呢？躺平混世。世间有这样的思想指导哲学吗？有，热乎乎刚出炉，现成的，还是本地产的。

    “自然”﹑“无为”，我们本乡本土的道家思想、黄老之学。二混子躺平思想依附上了成型的理论支撑，自此开始抬头，人们开始崇尚贵生、避世，魏晋玄学应运而生。

    时至今日，后人还在津津乐道魏晋风度，在他们看来，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。魏晋风度的指导思想是玄学。“玄”字出自老子《道德经》"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"，意思是“道”幽深微妙。魏晋玄学以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周易》研究对象，并称三玄。在玄学的思想指导下，西晋帝国士人皆越名教，任自然，放达无羁。

    如果说，牛顿用他晚年的行为表明科学的尽头是神学、哲学，那么，晋人们则用他们的行为诠释了哲学的尽头是胡扯。他们最热衷的事是，围坐在一起闲扯—玄谈。

    在这个世界，但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，所谈论的话题无外乎三个：一是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，二是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，三是互相窥探的搬弄是非。这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中一针见血道破人性真相的名句。然而，这却并非适用于全球人类，譬如，中国人坐在一起还会谈论政治，纵论国内国际大事，哪怕是底层出苦力的，谈到领导班子换届、楼市股市政策变化、俄乌战争等，都能来上几句。

    而西晋士人们相遇，是绝不谈国事、不谈民生的。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，如何富民强兵等，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，遭到讽刺。西汉时期写出千古名篇《过秦论》（论秦帝国从崛起到崩溃）的贾谊要是生在西晋，估计会被视为一超级大俗人。

    不谈“俗事”，专谈老庄、周易，就被称为玄谈或清谈。清谈时也不能胡谈，理论要以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周易》这三本葵花宝典为依据。

    如果在晋代搞一次清谈聚会，那么主题主要有：《有与无》、《生与死》、《动与静》、《名教与自然》、《圣人有情或无情》、《声有无哀乐》。

    以《有与无》为例。崇无派认为：天地万物，都以“无”为根本。所谓的“无”，就是滋生万物，成就万事，无论到哪儿都存在的东西。阴阳依赖它而变化相生，贤者，依赖它而成就德性。所以“无”所到之处，没有爵位也照样富贵。崇无派的人都把虚浮放诞看做美好的行为，而正业荒废。

    于是乎，西晋诞生了一大帮放荡不羁的士人，最著名的就是名震天下的七个人：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。

    中国文化喜欢用数字来堆砌并称名人或名事，譬如，绝代双骄、初唐四杰、桃谷六仙、唐宋八大家、十常侍。

    其中“三”这个数字最受中国人欢迎，如，三曹（曹cao、曹丕、曹植）、三苏（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、三班（班彪、班固、班昭）、三谢（谢尚、谢奕、谢安）。三大战役、三英战吕布、约法三章、退避三舍、举一反三、三生有幸、三朝元老、三妻四妾……连我们法学界都受感染：研究物权法时，学者将所有权、用益物权、担保物权称为物权法的三足鼎立；民法典颁布了，物权编多了个占有分编。称四足鼎立？也不好听。但是，这哪能阻挡的了学者对“三”的执着：把所有权归为自物权，把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归为他物权，于是，自物权、他物权、占有，又成了物权制度的三驾马车。

    真是三三不断。

    除了三，七这个数字也挺受国人欢迎，除了售楼处电话尾号多是777外，战国七雄、建安七子、七上八下……,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，这七个名人怎么称呼？

    竹林七贤。

    竹林七贤，七人在生活上不拘礼法，最喜欢干的事是在竹林里喝酒，喝的东倒西歪了就大声吟诗、唱歌。真是划船不用桨，扬帆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