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记（五）尧年舜日 (第1/5页)

    永昌三年十月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寒灾席卷了法国和荷兰。

    正在交战的法国和荷兰在这场寒灾中受到巨大打击，国内谷物价格飞涨至年初时的五倍，两千余万人口忍饥挨饿，仅仅半个月，巴黎街头就发现了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的上万人。

    作为最大粮食出口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趁机抬高谷物价格，直接导致了法国、荷兰内部更是每天都有数万人被饿死、冻死。

    同时，英国的詹姆士二世虽然镇压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反叛，但多年的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，致使国内物价飙升。

    十月中旬，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反战情绪也不断升高，这使得反战的托利党被选为新的国会多数派，而法国和荷兰境内的反战派也逐渐占据上风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时刻下，分驻巴黎、伦敦、阿姆斯特丹的齐国主事分别找到了路易十四、詹姆士二世、威廉。

    在各处宫殿，这些主事给出了三国执政者一张写满货物的清单。

    齐国没有做亏本买卖，但齐国也不会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卖出昂贵价格。

    齐国将许多货品在原来的价格上翻了一倍，而这样的价格对于现在的三国来说，无疑是十分低廉的。

    冬月，齐国与三国分别签订了三份贸易清单。

    一个月后，齐国将对三国出口三千万石小麦、三千万个罐头，以及五十万斤的红糖、蔗糖和三十万匹白布等商品。

    这些货物的价格达到了三千五百万两，折合为三国两年的财政收入。

    不过，三国执政者并不是傻子。

    永昌四年正月，在齐国物资分批次的运抵中，三国执政者宣称这是高价从神圣罗马帝国和齐国买来的粮食，随后以齐国出口价格的150%进行出售。

    后世齐国的学者在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评价：“在这场长达一年半的漫长贸易中，三国利用齐国商品来收割本国人民，大量中产跌落到了贫困阶级，而三国贵族则得到了海量的财富。”

    四月十五日，太子朱怡铉与秦国公李定国从西京港出发返回北京。

    五月二十六日，船队抵达天津。

    六月初五，皇帝朱和垠召集内阁、六部、五军都督府官员，对阁位做出调整。

    七月十二日，左都御史田文镜巡查旧港行省时发现旧港当地有大量隐田，秘密上奏后皇帝调离旧港旧派官员，着田文镜详查。

    十月，田文镜弹劾前任旧港布政使曾鞏，按察使郑烃，兵马使郭厚渭等旧港一千六百四十七名官员，并列举三人及其同党罪状。

    经田文镜走访调查，旧港布政使司田亩自乾圣十二年开始便被官员贪墨、隐没，至永昌四年，许多在曾经在旧港任职过的官员都或多或少隐没了大量田亩。

    十月十七，永昌皇帝朱和垠派秦国公李定国之子李嗣乾前往旧港查证。

    腊月二十七，李嗣乾上奏永昌皇帝，言过往旧港官员贪污甚重，甚至牵连到了南州官员。

    永昌五年正月初七，皇帝命田文镜彻查旧港、南州隐没田地数量，并下令将旧港、南州正八品以上大小官员一律下狱。

    二月，田文镜率官员赶赴南州。

    二月十七，南州总兵刘铖，兵马使杨崇叛乱，锦衣卫南州卫指挥使吴坚袭杀田文镜，田文镜跳海逃生，“史称刘杨之乱”

    事情爆发后，刘铖和杨崇对内宣称旧港叛乱，紧闭南州门户的北港（巴马加），以及诸多港口，南州军民毫不知情。

    此时的南州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，人口已经多达五百余万众，军队和兵马司的兵马合计四万余人，加之南州作为大明铁矿石重要挖掘地，因此当地造船厂的数量并不算少。

    只是刘铖、杨崇高估了自己在军中和南州的威望，更高估了四周人的胆量。

    同样参与了隐田案的南州布政